江南首先是一个地域空间。在不同历史时段，江南的涵盖范围有所不同，较确切的“江南”概念直到唐代才最终形成。

　　说起江南文化的意象，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，就是“水”；用两个字来概括，就是“灵动”；用三个字来表现，就是白居易的《江南好》：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

　　在上海，奉贤区用“十字水街、田字绿廊，九宫格里看天下，一朝梦回五千年”“百里运河、千年古镇、一川烟雨、万家灯火”来形容本地区的新江南文化意象，也非常生动。

　　表现江南神韵的艺术样本，在我眼中最为典型的，一是吴冠中的中国画江南系列，二是陈逸飞的西洋画水乡系列。白墙、青瓦、木桥、流水，本来都是客观的物象或自然的现象，但当它们由诗人、画家组合在一起后，就代表了人化的第二自然，映射出江南文化灵动雅致的意境。

　　现在，上海“五个新城”的诸多村镇都在规划建设体育公园、宠物公园，以及美丽产业、国际学校、露营基地等生活和消费场景，但保留越来越稀缺的自然水系是首要的。缺乏自然水系的空间营造，是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。新江南城乡美学空间应该既有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繁华市井，又有《富春山居图》的自然诗意。

　　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指出：空间作为一种产品，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“产品”——一种事物或物体，而是指一种关系。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兴起、“新变”，离不开背后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。

　　人口的迁徙带动技术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、人才流

　　江南的发展，除了沿海位置、土地质量、交通运输、生产方式等因素外，也与多次战乱引发的人口迁徙相关。

　　始自两晋南北朝的中原之乱造成北方皇权逐渐式微，空间权利逐渐南移。空间权利首先表现为政治权利，其次是经济权利，再次是文化权利；最直观的表现则是人口迁徙，人口的迁徙带动了技术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、人才流。

　　西晋“永嘉之乱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心南移的肇始。谭其骧先生曾对西晋永康元年至刘宋大明八年160多年间的流动人口作过估算：侨居江苏的最多，约26万；侨居安徽的不少，约17万。

　　南徐州（今江苏镇江一带）一共42万人口，有22万为南迁人口。刘宋时期的余姚全县编户齐民不过三四万，但一次清查出的“黑户口”就有1万多人。由于南迁流民大增，东晋专门侨置了许多州、郡、县。

　　唐代安史之乱，进一步推动了江南发展。至北宋后期，全国经济最发达和发展速度最快的路（相当于省）绝大多数在南方。据统计，元丰年间，南方总户数约1097万，占全国总户数的66%；宣和元年，全国各路上供钱物共1503万，南方为1284万，江南东路和两浙路占到了56%。因此，流传开“国家根本，仰给东南”之说。

　　宋代靖康之变发生后，又兴起了一波南迁高潮。当时，约有5000万北方移民定居南方。南宋定都临安，成为江南文化真正成熟的开端。

　　元代为打通南北开拓大运河，明清两代官府强制和民间自发的人口迁徙潮，也不断推动江南的发展，以至“苏松税赋半天下”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安史之乱后，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呈现衰退状态，中原文化也开始大转移。禅宗在南方的兴起，可谓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同时，儒教中心也逐渐南移，对元明清三朝产生重大影响的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就诞生在南方。

　　相比其他地域文化，江南文化率先进入现代文明

　　为什么相比中原文化、齐鲁文化、荆楚文化、巴蜀文化、岭南文化等地域文化，江南文化能够率先进入现代文明？如果没有外力作用，仅靠自然发展，江南文明也能顺利过渡到现代文明吗？江南文化中的这种现代文明孕育究竟是“未受精之卵”还是“已形成之胎”，仍需要从历史和空间的维度加以深入研究。

　　江南不仅是可感知的地理空间、物理空间，还是一个包括知识空间和活生生日常生活体验的社会空间。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，不同的生产方式会生产出不同的空间。我们需要探讨江南文化背后的空间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，以及如何从中诞生了敢为人先、开放包容、崇文重教、精益求精、尚德务实、义利并举的江南文化特质。

　　以上海为例，近代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维度：从地域上说，上海是江南的一部分，为局部与整体的关系；从空间性质上说，上海是国际大都会，上海以外的广大江南地区是水乡和市镇，上海与江南的关系是城市与乡村、大城市与一般城镇的关系；从相互关系上说，上海是江南经济、社会、文化中心以及政治重镇、交通枢纽，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又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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